關鍵金屬的供應直接決定了風電、光伏發電、核能、新能源汽車等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的關鍵物質基礎。目前，我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迅猛，所需的關鍵金屬需求持續上升，但地質稟賦的不足，導致關鍵金屬供需矛盾將長期存在。同時，受多重因素影響，關鍵金屬海外供應不穩定性加劇，導致清潔能源產業關鍵金屬全球供應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因此，保障清潔能源產業關鍵金屬供應安全迫在眉睫，亟須建立動態評估機制，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提升國際配置能力，降低外在風險。

我國關鍵金屬對外依賴居高不下

截止到2022年底，我國風電裝機容量約3.7億千瓦，同比增長11.2%；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約3.9億千瓦，同比增長28.1%；新能源汽車銷量688.7萬輛，同比增長93.4%，帶動了鋰、鈷、鎳等關鍵金屬的消費需求持續增加。據相關研究顯示，2022年，我國鋰、鈷、鎳消費量分別約同比增長56.3%、24.3%、7.3%，至2040年，鋰、鈷、鎳的消費量將增加11倍~25倍以上。此外，世界銀行、國際能源署分別在2020年和2021年發布《礦產品促氣候行動：清潔能源轉型的礦產消費強度》和《關鍵礦產資源在清潔能源轉型中的作用》，指出未來幾十年關鍵金屬需求量將持續上升，供應安全問題將會加劇。而我國關鍵金屬的地質稟賦較差，儲量低、品位差，國內低自給率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消費規模。例如，儲量方面，我國鉑族金屬占世界儲量約0.5%，鈷儲量占世界的1.14%，鎳儲量占世界的3.1%，鋰儲量占世界的6%；品位方面，我國鋰礦平均品位（0.8%~1.4%）低于國外鋰礦（1.4%~3.5%），鈷礦平均品位（0.01%~0.2%）遠低于剛果（金）（0.1%~1%），導致我國關鍵金屬大量依賴海外進口。如圖1所示，鉑族金屬的對外依存度達97%，鈷的對外依存度達95%，鎳的對外依存度達91%，鋰的對外依存度達76%。并且這些關鍵金屬的進口來源國家比較單一，如我國95%以上的鉑族金屬從南非進口，95%以上的鈷從剛果（金）進口，98%以上的鎳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進口，52%的鋰從澳大利亞進口。一旦這些關鍵金屬海外供應中斷，不僅對我國資源安全格局造成威脅，還將導致清潔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出現“斷點”，甚至癱瘓，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我國關鍵金屬供應安全存在挑戰

01

國外生產集中度過高，關鍵金屬獲取風險持續增加

地質稟賦差異導致多數關鍵金屬賦存在少數國家，生產集中在礦業巨頭企業。如圖2所示，2013年~2022年國外平均生產集中度分別為鉑族元素99.9%、鈷97.4%、鋰90.1%、鎳95.2%，特別是鈷由剛果（金）生產的比例達到72%；鋰由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組成南美洲“鋰三角”地區的生產比例達到49%，這些關鍵金屬的產出被少數幾個國家所控制。礦業巨頭企業對關鍵金屬的產出控制更加明顯，嘉能可、英美集團、諾里爾斯克鎳業等礦業巨頭公司的鈷、鎳、鋰、鉑族金屬全球份額占比非常高，寡頭壟斷供應明顯。這些生產集中的主要國家和巨頭企業可以通過收緊礦業政策、限制出口等手段控制各國獲取關鍵金屬的能力，增加各國海外資源獲取風險。

02

“灰天鵝”事件頻發，關鍵金屬流通多方位受限

關鍵金屬流通的生產端、運輸端多次受到“灰天鵝”事件的影響。近年來，非洲大陸地區沖突不斷，嚴重影響關鍵金屬的產出、運輸和貿易，導致鈮、鉭、鈷、鋯等關鍵金屬的生產流通受到極大限制。全球鎳供應受俄烏沖突影響，價格達到歷史最高，進一步拉升終端如新能源車產業的成本壓力。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先后有1600個采礦業項目關閉，作為鋰的主要生產國，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亞部分生產中斷。南非先后有3/5的陸路口岸和1/4的海港關閉，剛果（金）、贊比亞、南非在內的中、南部非洲國家鈷、鉑族元素等關鍵金屬運輸受阻。此外，我國進口關鍵金屬主要依靠南海航線、太平洋航線等海上運輸通道，比較單一，鋰、鈷、鎳等關鍵金屬90%以上的運輸需要經過馬六甲海峽，易受到國際突發事件的影響，海上運輸通道的不穩定性較大。這些外在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加大了關鍵金屬產業鏈、供應鏈中斷風險。

03

關鍵金屬競爭加劇，海外供應阻力突增

近年來，西方國家高度關注礦產資源安全，尤其是清潔能源產業所需關鍵金屬的國際競爭格局。以美國、歐盟為主的西方國家不斷調整關鍵礦產清單，配套實施提高和保障關鍵礦產供應鏈韌性的國家戰略和法案，不斷強化關鍵金屬多邊合作，優化稀土、鋰、鈷等關鍵金屬供應格局。同時，構建礦產“同盟”以加快清潔能源產業關鍵金屬供應鏈重構，在保障自身關鍵金屬供應、減少對外依賴的基礎上，同時能夠影響關鍵金屬的海外供應。2019年，美國同澳大利亞、巴西、剛果（金）等主要生產國簽訂《能源資源治理倡議》，構建“關鍵礦產同盟”，提高對全球資源的控制力；2022年，美國、加拿大牽頭，澳大利亞、德國、日本、英國和歐盟委員會等11個國際與組織，達成“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合作計劃，擬建立強大、安全的區域供應鏈；2023年，在G7會議上，歐盟和美國達成礦產金屬協議，目標是以G7為錨點建立一個新的礦產金屬供應鏈網絡。這些礦產“同盟”的參與國家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清潔能源產業鏈條。產業鏈上游涵蓋地質稟賦處在優勢地位的資源端國家，如澳大利亞、巴西、剛果（金）、加拿大等國均是關鍵金屬的主要生產國；產業鏈中游包含日本、韓國、芬蘭等冶煉加工強國；產業鏈下游包括美國、日本、韓國、德國等消費大國。此外，一些西方國家頒布相關的法案，限制或禁止海外礦業投資，對我國關鍵金屬的海外供應產生了深遠影響。 

對策與建議

01

建立海外供應安全動態評估機制

借鑒我國“卡脖子”技術清單的模式，建立清潔能源產業關鍵金屬海外供應安全評估機制。一是研判關鍵金屬重要性?；凇瓣P鍵金屬-清潔能源”的視角，明確關鍵金屬生命周期與清潔能源產業鏈各環節的內在聯系，測算不同種類關鍵金屬應用于產業鏈不同環節的最終價值，準確識別關鍵金屬的重要程度和產業鏈的脆弱性。二是評估關鍵金屬海外供應安全風險。通過地質稟賦等因素，結合關鍵金屬的重要性，評估不同關鍵金屬受不同海外國家影響供應安全的情況，模擬極限情況下，我國關鍵金屬海外供應危機，提前謀劃破局辦法。三是動態更新關鍵金屬“卡脖子”清單。結合關鍵金屬重要性、海外供應風險，綜合研判支撐今后一個時期關鍵金屬的供需形勢，每3年動態更新關鍵金屬“卡脖子”清單，并給出影響清潔能源產業鏈供應鏈不同環節、涉及企業的清單。

02

深化“一帶一路”礦業合作

依托“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互利共贏的清潔能源產業關鍵金屬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關系，增強我國關鍵金屬供應鏈韌性。一是實施“一帶一路”地質調查援助。提高“一帶一路”地質調查工作程度，為相關企業融入“一帶一路”朋友圈奠基鋪路。二是提升“一帶一路”礦業投資風險防范能力。聚焦“一帶一路”關鍵金屬富集區，做好勘探、生產、貿易、運輸全鏈條產業建設與合作。三是構建“一帶一路”關鍵金屬供應鏈聯盟。通過與資源豐富的國家建立穩定的、全面互利的雙邊關系，謀劃關鍵金屬供應新格局，強化我國關鍵金屬供應鏈韌性。

03

提升關鍵金屬國際話語權和資源配置能力

加快地質工作“走出去”步伐，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加入、對接、拓展關鍵金屬全球治理機制，同時加快構建我國自主可控的全球關鍵金屬保障體系。一是發揮全球礦產資源信息系統的作用，完善境外礦產勘查開發協調機制，為中資企業“走出去”提供基礎地質、項目推介、投資環境等信息服務，特別是加強改革、商務、外交等政策協調。二是推進礦業聚集區建設。積極落實“走出去”行動的指導綱領，鼓勵地質勘查企業承擔國外地質調查與礦產勘查項目，通過技術入股等方式，擴大海外優質礦產資源權益，提升清潔能源關鍵金屬保障能力。三是鼓勵海外多元投資。以鈷、鋰、鎳、鉑族元素等關鍵金屬為重點，支持中資企業與智利、澳大利亞、剛果（金）、南非等生產集中國以“股權并購”“產能購買”“戰略聯盟”等方式開展互利合作，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礦業集團，發揮其在關鍵金屬海外供應安全保障中的“壓艙石”作用，降低風險，打造穩定可控的海外關鍵金屬供應格局。四是加強礦業國際人才培養，支持國內礦企進入各類國際礦業組織，適時發起礦業領域的新主張、新議題、新倡議，積極參與國際礦業仲裁和礦業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從規則“接受者”向“制定者”轉變。

*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戰略性關鍵礦產資源供給安全與管理政策”（7199148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