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勘单位是找矿突破的主力军！

“地勘单位”源于我国的地质队系统。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当时的建设目标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建成我国的能源、钢铁、核工业、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体系，而矿产资源是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于是地质队伍在数年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地质人员200人左右。国家加大加速人员培养力度，到1952年，发展到1.8万人；到1957年发展到29万人；到1960年发展到62万人；1998年十一个部门共有965个地勘单位，74万人；到2019年有企业性质地勘单位1451家，非油气地质队伍为41.43万人，其中从事矿产勘查的16.42万人，相当于160个地质大队，但由于地勘单位目前都在市场上找饭吃，很难说清楚那家是专业矿产地质队了；因此只能说这16.42万人相当于160个大队。它们应该通过扩大和改革组建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矿产勘查的主力军。

“地勘单位”一词在我国的地质勘查机构名称中原本没有，是改革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地质工作的机构序列，由中央-省（地方）-大队-分队四级组成。当时我国地质部门和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十大工业部门都设置有地质工作机构，共有十一个山头，其中地质部门的中央机构称“部”，其他部门的中央机构称“总局”，省或地区的地质工作机构称“局”，局下设大队，大队下的分队是工区项目执行机构，不具独立性。个别部门的地方地质工作机构有“总队”“支队”之称。从机构功能看，部和总局是独立的行业地质工作管理机构，是国拨地勘费的计划分配对象；省或地区局级机构负责地质工作项目实施管理；大队是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全面负责项目的技术、财务和后勤管理；分队是项目具体执行单位，负责项目的全部野外施工、室内整理与报告编写工作。在所有四个层次中大队是最主要的层次，当时人们称呼的“地质队”，就是指的大队。图1显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地质机构结构。

图1. 计划经济体制下地质勘查体制图

图1的这个体系，是一个以地质队为核心的地质工作机构体系。到90年代，地质队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已经认识到地质队的计划经济体制面临新的选择，“地勘队伍”一词出现了。这个词既不代表计划经济的地质队，也不代表已经完成改革的地勘市场主体，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地质勘查队伍身份名称。因此“地勘队伍”不可能永久存在，等到改革到位，成为市场主体后，这个临时身份就消失了。

在这个庞大的地质队体系中， 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事矿产勘查的地质队数目最多。地质部门除区调、水文外均属于矿产勘查队伍；工业部门几乎全部是矿产勘查队伍；因此总体而言，矿产勘查地质队伍的数目应占全部队伍的70%以上。随着国家发展对工程勘察、灾害调查和生态环境调查需求和多种经营转产的增加，地质队伍的业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19年在41.43万人中只有16.42万人从事矿产勘查，绝对数目大为减少。从事矿产勘查地勘单位的这个规模下滑趋势如果不加控制，任其在市场中流浪，东打一个工，西打一个工，抓到饭就吃，将来恐怕是国家给钱也没有懂得矿产勘查的人来找矿和勘探了。

说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是找矿的主力军，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从事矿产勘查的主要地勘队伍应回归主业

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队伍已高度涣散，国家资源紧张，亟待它们回归主业。地勘队伍是一支久经考验、技术过硬、勇于献身、找矿勘探经验丰富、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我国之所以建成了今天的全面工业化体系，地勘队伍是立了头功的。试问在今日之中国，还有那支队伍比地勘队伍更能找矿，更能勘探？在国家建设迅速发展、地质工作不断拓展的今天，地勘队伍从事更多种类经营的方向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要忘记，能源和矿产资源保障仍然是地勘队伍的头等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让地勘队伍继续发挥找矿和勘探的主力军作用，是找矿突破之需，也是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队伍结束流浪、回归主业之需。

第二，国家资源安全需要地勘队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国家计划来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的资源安全是由企业以市场的方式来保障的。企业强则国家强，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基本理念。我国为什么芯片被卡脖子，为什么发动机被卡脖子，皆因企业不强。矿产资源安全取决于矿产品供应；矿产品供应取决于储量供应；储量供应取决于找矿突破，发现更多新的大中型矿产地。因此，找矿突破是整个矿业供应链的源头，找矿突破停顿了，人们可能并无感觉，但等到矿山挖光了，储量吃完了，整个矿业供应链就熄火了了。这时是再想到找矿突破，就太晚了。

找矿突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要找到矿，有了矿才可能有储量，有了储量才可能有产量，有了产量才可能有制造业、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等千家万户需要的矿产品。芯片搞不成，影响的不过是手机和某些高新技术的发展而已；发动机搞不成，影响不过是我国制造的汽车、飞机差一些而已；找矿搞不成，首先是矿业全局瘫痪，然后是我国的工业体系全局瘫痪。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毛主席“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当道，万马马不能前行”一语道破的真谛。这个“一马”就是找矿；这“万马”，就是我国整个重工业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矿企业必须拥有探矿权资产才能进入资本市场，因为矿产勘查是一种将低级探矿权资产提升为高级探矿权资产的产业活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温哥华创业板有上千家从事矿产勘查的矿业公司，把加拿大乃至全球的找矿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国也有不少勘查公司离开中国这块令找矿人烦恼的风水宝地，远渡重洋到那里上市。这个吸引全球大量勘查企业的创业板对上市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必须拥有探矿权资产。我国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已失去了探矿权资产，连进入资本市场的门票都没有，怎么完成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的重任呢。如果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不是我国资源安全的保障者，那么谁是呢？

第三，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最熟悉所在区域的矿产资源分布特点

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最熟悉所在区域的矿产资源分布特点，其资料室藏有自建队以来的大量找矿信息，通过对资料室矿点检查、简测、验证和未成功的普查信息的挖掘，构建一宗初级探矿权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其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没有条件做到这点。以为“矿业权出让收益”谋划出让项目的“矿业权设置”为例，也不过在已有的矿产勘查项目中比比划划而已，如果要问在哪里设置用于找矿的初级探矿权，恐怕就不知所措了。

第四，让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回归找矿勘探主业有利于原始地质资料的保存、保护和利用

让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回归主业等于挽救了我国矿产勘查的全部原始资料。上述第第三条利用大队资料室的资料构造初级探矿权的机会是有限期的，如果不重视对从事矿产勘查地勘单位的挽救和保护，今后5～10年内，如果这些地勘单位不能进入市场，它们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消失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届时再也没有地勘单位，国家花巨资积累起来的我国矿产勘查原始资料，也就不知所终了。比起近20年收取的近一万亿探矿权价款，资料的流失才是国家真正的损失。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国的找矿勘探历史资料的积累，就要从头做起。原始地质资料永远是后来找矿者的宝贵依据。我的一位朋友2002年到匈牙利考察，档案馆拿出100多年前地质学家在湖北做的地质图和资料，老外对地质资料的爱惜竟然如此，国人当猛然醒悟。

第五，找矿勘探的人才在地勘单位

找矿勘探是一项野外产业活动，有严格的规范和职业要求，一个地质人员，必须经历专门的职业训练和多年的实践，才能胜任。具备这些条件的地质人员，主要分布在地勘单位。但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矿产勘查项目日趋减少，从事矿产勘查的技术人员留不住。如果地勘单位转型能成功，正常进入广阔的市场，把矿产勘查业办成在业务发展和个人收入上有吸引力的产业，技术人才才能回归。要是地勘队伍不能振兴主业，任由目前这种在市场上有一顿没一顿的抓饭吃，找矿无法突破，地勘人才也将尽失。今天有人不用，若干年后，矿产勘查也就无人可用了。

第六，如果没有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队伍参加，还有谁来干找矿突破吗？

答案是没有。因为找矿突破是一项商业性产业盈利活动，公益性事业单位，如地质调查机构与公益性研究所是不能参与的。非公益性单位除地勘单位外就是民营投资者或国有矿山投资者了。这两类企业对投资详查和勘探可能有兴趣，但对找矿不会有兴趣。笔者对2021年7月到2023年2月的所有矿业权出让项目做了一番统计，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些探矿权高度集中在建筑材料和煤炭两大类矿产上，金属矿占比不及十分之一，而金属矿是战略性矿产找矿的对象；二是在金属矿中，都是普查以上探矿权，无一例初级探矿权，可见出让者的兴趣对找矿突破全无，而对用普查以上探矿权敛财兴趣很大。这就表明，如果不由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参与勘查，找矿突破叫得再响，也是无望的。

在过去十余年中，中央建立了矿产勘查基金，地方也纷纷建立矿产勘查基金。地方基金的运行模式是：基金主持机构代表出资者，具有探矿权人身份；所在省的地勘单位承担项目实施任务，属于打工仔身份。一个地勘单位承包基金项目，与承包市场上的民营勘查项目无异。而政府方面，利用地方财政从事勘查，失败了就核销，不必担心风险，剩下找到矿的项目高价出售。这就出现了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无风险找矿模式，实际上是地方财政暗中补了亏空。而一个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找矿企业，要面临九死一生的严峻考验。这种政府与市场企业在找矿上的巨大落差，不仅伤害了民营勘查项目，也拖累了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使他们始终在为它们的主人打工，而不能成为一宗探矿权的业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没有法人的概念，矿业没有矿业权人的概念，大家都在为国家打工。但国家也是慷概的，一旦企业有需，就予以拨款。在我国企业与部分事业单位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决定放开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创造条件使它们成为市场主体，以市场的方式解决筹资问题，把国家管资产的概念转换为管资本的概念。但企业向市场转型需要资本，资本从何而来？办法是从国有企业的资产转换而来。国企改革第一条“明晰产权”指的就是由资产向资本的转换，具体的做法就是“清产核资”，把一个国有企业的全部资产，如土地、厂房、机器、仪器、专利等统统评估为资本。假定评估为××亿元。于是国有企业就带着这××亿元进入市场，与市场中其他企业结成各种合作关系，从而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

上面说的就是我国所有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进入市场的基本模式，这是国家最后认定的唯一模式，国有地勘单位的改革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模式。但是由于从事矿产勘查地勘单位的核心资产——探矿权资产被违法剥夺，地勘单位失去了进入市场的首要条件，沦为市场上见活就干的打工仔。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均取得了经营资产的身份，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应该具有矿业权人身份，而不是打工仔。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它们是国有资产的占有者和经营者，它可以雇佣打工仔而不是自己去当打工仔。

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的主流改革方向是向以矿产勘查为主业的初级矿业公司转型，不过即使是以矿为主的地勘单位，其改革方向也是多元的：一部分转型为经营矿业权的初级矿业公司；一部分可以转型为工程公司，承揽矿产勘查中的探矿工程，也可以承揽各种建设项目的工程勘察；一部分可以成立地质咨询公司，对勘查设计、野外编录、岩矿鉴定、地质物化探填图、物化探和遥感解释、地质监理等提供咨询服务；一部分成立后勤公司，为所有野外活动提供维修、运输、帐篷、安全、生活等后勤服务，多余的能力可提供社会服务。在上述四个板块中，初级矿业公司代表投资者，是老板，其他三个板块是打工仔，可以为大队的公司打工，也可以为外部市场打工，外部市场的打工企业也可承包大队的项目，但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打工，都要按市场规则结算。一个大队转型为这些市场经济实体后，可以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公司，按股份分配，实体间结算是市场关系而非行政关系。全国可建几个矿产勘查总公司，如石油、煤炭、金属非金属、建材，大队为其子公司。从事工程勘查的地勘单位也可筹建一个国家总公司。省局一级地勘机构纯属中间环节，可取消。

从事找矿突破的主力军是地勘单位，并不是说其他地质领域的力量不参与其事。找矿突破是需要地质矿产四个方面共同参与的一件大事：一是地勘单位，二是地质调查单位，三是地质研究单位，四是地质矿产行政管理部门。四个部门各有自己的定位，缺一不可。

笔者斗胆对这四个方面军提出一个24字定位观点，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地勘单位主力

地质调查基础

地质科技先行

政府依法行政

地勘单位主力上文已经论述，此处从略。下面谈一下后三个问题。

第一，地质调查基础

地质调查是一种公益性调查工作，主要是做好区域性工作，为后续的矿产勘查提供找矿的基础性资料和数据，缩小找矿范围，为企业规避投资风险。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地质调查加大了对找矿的支持力度，目前1:20万地质图和化探扫面已覆盖全国，1:5万地质图和矿调已覆盖重要成矿带大部，各种比例尺的地球物理调查数据也遍布各成矿区带，全国矿产地数据库已达到相当细化的程度。应特别指出两点：一是我国20万和5万地质图已完全制成空间数据库，可以在GIS平台上运行，极大地方便了找矿突破的数据操作；二是我国1:20万化探扫面覆盖面广，化验数据精度高，是国外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笔者曾经检索过美国地调局提供的全国地球化学数据库，圈定一片地区，检索出该区的所有采样点数据，在Excel表上列有100余个数据项，取样和处理信息填得非常认真，但化验数据精度惨不忍睹，属于半定量级的，表上一片空白，我国五六十年代区调做过这种数据，但早已淘汰不用了。这两点是我国地质调查为找矿提供基础性服务的最大亮点。国外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图都以扫描方式提供，还没有一个国家全部制成空间数据提供服务。国外化探都是由企业在矿区做，不要说全国扫面，就是区域扫面的国家都没有。我国已经完成的化探扫面数据、两个中比例尺地质图数据、矿调数据和1:20万航磁解释数据是找矿突破的原始数据宝库，资料单位要服务好，找矿单位要用好。公益性地质调查为找矿突破就算尽力了。

第二，地质科技先行

找矿一半靠必然性——地质科技，一般靠偶然性——运气与机遇，因此一定要把前一半用好，否则就落入到后一半，就完全是在盲目找矿了。

对找矿而言，地质科技先行不是指的地质科技创新，而是指的用成熟的地质理论与科学技术指导找矿。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时间，需要积累，还要经历失败才能到达成功。在找矿过程中积累新的创新点是必要的，但对找矿本身而言，最重要的是用好成熟的成矿理论，用好成熟的找矿技术。所谓成熟的理论，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成矿规律，这是对找矿的区域理论阐述；二是成矿带划分，这是对找矿的区域空间评价；三是矿床类型，这是对找矿点上（矿区）最终对象概念的或成因的描述。找矿是一个由面及点的过程，这三点就是由面及点的理论指导。

探测技术在找矿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化探扫面是一座找矿的宝库，是中国找矿技术的骄傲，一定要用好。首先是要解释好，为靶区圈定提供依据。化探数据覆盖的矿种多，应用面广，要特别予以重视。物探数据可以反映地下深部情况，弥补化探的不足，物化探联用，靶区圈定就大致差不离了。在靶区基本圈定、进入确定验证钻孔阶段，应该有更大比例尺的矿区物化探调查图件，以保证孔位的精确性。确定验证孔位是找矿突破最大的难关。这一关决定找矿项目的生死，如果能顺利发现矿体。找矿突破的机会就由零上升到40%了。

  地勘单位在找矿科学技术方面需要得到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指导。在国外，有大量矿产勘查地质咨询服务公司承揽这种工作，帮助初级矿业公司圈定靶区和确定孔位，但我国尚无这方面的市场实体，只能靠研究所和大学了。建议今后搞矿的研究所分出一部分力量做矿产勘查、特别是找矿的地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对一线地勘单位提供有偿服务，成熟后成立矿产勘查科技服务中心，成为真正的科技型矿产勘查咨询服务市场实体。

第三，政府依法行政

找矿能否突破的关键是政府要依法行政，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号召要依法治国，但看现在的状况，在矿业这个领法律问题很多。当前需政府依法解决的问题是两个。

一是找矿突破需要大量的初级探矿权。

在2021年出让的探矿权中，初级探矿权为零，拿什么搞找矿突破呢？出现这种问题，是由于把现行有效《矿产资源法》的“申请”改成了“出让”后，出让者只出让他们手中掌控的、有利可图的、普查以上的探矿权，把可以申请初级探矿权的广大国土封闭了、锁死了，以免它们干扰ZF的出让收益。如果按现行《矿产资源法》的“申请””行事，主动权在企业手里，企业要什么样的探矿权（初级探矿权、高级探矿权）、要多少探矿权、要哪里的探矿权，都可以自由选择并申请，经审批后得到；但如果按“出让”行事，矿业权被ZF紧紧掌控，“出让”什么样的探矿权、“出让”多少探矿权、“出让”哪里的探矿权，全由ZF说了算，企业只能翘首以待，由此产生了2021年出让的探矿权中，无一例初级探矿权的恶果。这种由政府“出让”、不准企业“申请”的蛮横矿业权制度，为全世界矿法绝无仅有，祸患无穷。加拿大ZF对找矿项目关怀爱护有加，各矿业省都设有专门基金，对找矿项目进行补贴，有的每个项目补20万元，有的补30%，初级矿业公司年终拿发票去就可把钱领回来，中国的勘查单位到加拿大也享受同等待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了扩大找矿机会，举办找矿人培训班，结业时每人发5000加元，让他们有点经费到野外去找矿。他们不一定找到矿，但发现找矿线索后卖给矿业公司，赚点小钱。由此可见，国外政府最是多么关心找矿。如果发现国家的初级探矿权数目为零，他们的官员是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当前的急需是要尽快回归到《矿产资源法》的矿业权制度上来，坚决、全面、彻底开放初级探矿权申请。如果同时有多家申请，可以采用招标形式，不设底价，体现竞争价值而不是价款价值；如果没有多家企业同时申请，就按“申请在先”处理。这是完全符合现行有效《矿产资源法》的处置安排的。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找矿突破的区块从哪里来？如果为了维护违法荒谬的“出让”制度，让大量可申请初级探矿权的国土被封闭、被锁死，又高喊找矿突破，岂不是很可笑吗？

二是找矿突破的钱从哪里来尚无着落。

找矿突破是需要钱的。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20年，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向ZF要钱了，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这笔经费。将从事矿产勘查地勘单位的探矿权资产部分归还给他们，将其转化为进入市场的资本，就是一种市场机制的而非计划经济机制的筹集找矿突破经费的途径；因为全国的国有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都以这种方式获得进入市场的资本的。

如果让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来干，钱的来源本不是问题。要是在2000年把国务院下发的、几个部委联合制定的地勘单位改革方案文件关于把探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政策坚持到底，地勘单位就有钱了，也就用不着在这里费劲讨论了，只要一声令下，地勘单位就可奔赴找矿突破战场。但遗憾的是，2006年后某个掌管钱的ZF部门变了心，把国务院两个文件的这一重要政策废了，今天要地勘单位去突破，就需要把钱追讨回来。本系列文章（八）粗粗估算了一下，要在今后15年通过找矿发现填补三分之一矿山消失的储量，按温哥华创业板每个上市公司勘查工作费用标准计，一级矿区470万加元（约2350万人民币），二级矿区50万加元（约250万人民币），勘查工作时间为18个月。一级矿区是已圈定出靶区、且有验证工程见矿的项目；二级矿区是已圈定出靶区、但尚无验证工程见矿的项目。在系列（八）关于找矿突破的文章中，预测了我国金属矿山到2035年左右储量将全部耗尽。从现在起到2035年，假定新建设矿山递补产量三分之一、现有矿山通过勘查增储递补产量三分之一，需要通过找矿突破获得新的矿产地递补产量三分之一，以平衡矿山的储量消失。假定初级探矿权成功找到大中型金属矿床的概率为1%（见系列文章（八），则需要13800宗初级探矿权来填补最后这三分之一的储量消失。再假定一级矿山与二级矿山各占二分之一，则平均每个找矿项目需1300万人民币，共需1794亿人民币。目前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人员为16万人，相当于160个地勘单位的人员规模，尚不足以承担我国的矿产勘查任务。我国具有长期历史和稳定规模的地质大队约1000家，如其中三分之一回归到矿产勘查主业，则需333个地勘单位，33.3万人。如果实行十五年找矿计划，每年需投入120亿人民币，平均每个地勘单位每年可做3～4个找矿项目。1794亿元虽然不少，但与至今为止以价款名义收缴的9050.39亿元相比，只算是一个小数目。不论是中央财政出勘查项目形成的探矿权价款，还是地方财政出资勘查项目形成的探矿权价款，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均属于企业国有资产，纳入国有资产部门管理；按照《公司法》不许抽资，因为抽资是市场经济中最恶劣的行为。现在又是改变资产性质（变资产为税费）又是抽资，是需要追究一下责任的。在问题未解决之前，建议从9050.39亿元非法收缴的价款中先紧急安排1794亿元，作为找矿突破基金。这样一来，从事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就可以归队、重组、改革和进入市场了。笔者深知这些预测不一定准确，如有更准确的数据，更合理的方案，乐于从之。

当前找矿突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有队伍、没有钱、没有区块。这些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不然，有法律在那里。如果ZF依法行政就定能解决，不依法行就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了，各种力量就可以汇聚起来，在ZF的支持和引领下，撸起袖子干了。如果不解决，真不知道这个找矿怎么突破呢。